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经历了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在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上，这一阶段已处于由盛而衰，逐渐走向下坡的时期。
    宋代的社会较为稳定，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起来，代表市民趣味的审美观念随之兴起。与此同时，理学的产生使儒家在与佛家的争胜中逐渐占据了上风，人们普遍更关心现世生活，关注来世的佛教日益衰落。受此影响，这一阶段的雕塑制作继中、晚唐之后进一步趋向于世俗化，并与世俗生活相结合。在创作手法上也逐步走向写实，出现了大量反映现实的题材。宋代的陵墓石刻多沿袭唐代传统，但气势减弱。墓俑在数量和质量上也远远不及前代，而小型玩赏性的雕塑作品却开始兴盛起来。
    辽、西夏、金虽是少数民族政权，他们的文化艺术多受宋朝影响，雕塑亦不例外。现存作品的主流风格源于汉族，同时也保存了少许本民族的特色。由于历史上的局限，这一时期雕塑作品遗留的数量极少，  因而在雕塑艺术史上的地位也就不能不居于次要了。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由于历史时代所形成的社会思想意识以及工艺技术发展的诸多影响，致使雕塑艺术在首要的造型方面，一般多流于软弱工巧，缺乏应有的强劲精神和内在的生气与活力。虽然有北宋帝陵石雕像和陕西北部、四川大足等地的佛窟雕像等优秀雕塑作品，但与宋代的绘画艺术相比，其雕塑艺术的成就要远远落后。这与统治者的好恶与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通过类似科举制选拔的宫廷画家，都有较高的地位，而雕塑行业的从业人员却得不到重视。随着文人画的兴起，雕塑艺人的社会地位愈加卑下，雕塑艺术走向衰退就不足为怪了。

仪卫纪念性雕塑
    这一时期的仪卫纪念性雕塑主要为陵墓雕塑。北宋的绝大多数习俗都沿袭唐制，尤其是帝王陵墓形式，几乎完全依照唐代乾陵，但尺度和规模不及汉唐。
    宋代八帝当中的六位都葬于洛阳附近，徽宗和钦宗被金人擒为俘虏，押往漠北，客死他乡。所以在巩县一带，遍布了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百余座有名有姓的陵墓，为我们研究当时的雕塑艺术提供了不少的实物资料。国力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到艺术创作，当时的工匠水平也差别很大，所以北宋时期的“七帝八陵”雕塑艺术相差比较大。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时间上的仓促，要求雕刻者要在半年内将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而工作人员又来自四面八方，技艺和审美标准都不尽相同，所以，整个宋陵的雕塑作品优劣不齐。

    陵前石雕像群的行列顺序一般为：华表一对，成六棱体，外表饰有浮雕图案；大象与人物一对，似取“吉祥”谐音；朱雀一对，朱雀也是想象中的禽鸟；瑞兽一对，带翼四足动物，以示尊贵；鞍马及人物两对，表示仪仗队伍；虎、羊各两对；番国使臣三对；文武大臣各两对。再往下是神门内外的狮一对；镇陵力士一对、官人一对、内侍一对。其造型风格不同于前代，有明显的写实倾向，比较注意局部细节的刻画。
    宋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宋太祖永昌陵，是前期制度的典范，其雕像群中的大象为前代所没有；北宋中期的宋仁宗永昭陵，其人物雕刻比较修长，文臣武将都比较纤弱，而后期的作品则有些粗糙。当地百姓中流传着：永裕陵的狮子、永泰陵的象、永熙陵的好石羊，这样的顺口溜，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了解宋陵雕塑的代表作。

墓俑
    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各种材质的墓俑仍非常流行，总体艺术水平却不如唐代。尽管近些年来建设工程当中也出土了一些宋代明器，但数量上依然显得贫乏。因为宋代的丧葬习俗基本采用纸质冥器，入葬时就焚毁了。
    这一时期墓俑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有一定数量的俑与仿木构的墓室建筑结合，做成砖雕的形式，变成建筑装饰的一部分，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地区。如在贵州遵义一带出土的多处石质墓穴，其中都有一些石刻作品。所表现的也多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如河南巩县出土的砖雕上，雕刻着做饭、洗鱼、妆扮等人物，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致入微。雕刻工艺得以广泛使用，可能与当时发达的雕板印刷工艺有很大关系。；第二，金元以来盛行的戏剧成为墓俑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山西襄汾出土的一处宋、金时墓穴，有砖雕戏曲人物多个，表现当地“散乐”的演出场面；江西鄱阳出土的南宋墓中，发现一批彩绘瓷俑，其形态为杂剧表演，表情真实，活泼；在景德镇的南宋墓中，也有瓷俑出土，从表情、动作上分析，他们正在进行某种戏剧表演。

宗教雕塑
    这一时期以宗教为内容的雕塑仍占多数。造像风格直接承袭于唐，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从总体上看，中国北方地区相对沉寂，而南方的江苏、四川等地，佛教造像活动比较活跃。这与宋以前的五代十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很大关系。
    中国式的佛教——禅宗在五代十国至宋代比较发达，使佛教不再神秘化，重视通过日常生活来习禅悟道，整个社会更偏重于关注现实，佛教造像进一步世俗化。
    寺庙雕塑在宣扬佛教方面的功效已逐渐高过石窟雕刻。在山体上开挖石窟的举动，是由于受到印度的影响，而宋代城镇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寺庙建筑的建设。寺庙祠堂的建筑材料以木构框架为主，所设置的雕像也以木雕、泥塑为最多，这些材料的耐久性较差，保留至今的为数极少。在佛教造像仪轨中，罗汉像具备性格化特征，神性化气质较少，与世俗人的面貌最接近。罗汉像十分流行，水平也很突出，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
    祠堂性质的雕塑造像以山西晋祠彩塑最为出色。晋祠圣母殿四十余尊宋代侍女彩塑神态仪容各异、体形丰润、衣饰艳雅，有的洒扫梳妆，有的载歌载舞，多为人间生活写照，体现了宋代雕塑家注重人物真实描写的特点和高超的技艺。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弥足珍贵，是闻名世界的杰作。

四川大足石刻、
    晋祠彩塑

民间世俗泥彩塑和其它雕刻
    宋代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统治者们的整体文化水平很高，普遍热爱艺术，皇帝本人也直接参与到艺术创作之中。宋代理学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重文轻武。在艺术美学上，倾向于舒缓、柔情、细腻、收敛、雅致，如诗词文学、文人绘画、瓷器艺术等方面尤为突出。表现在雕塑方面，则显出明显的退化迹象，与其他艺术形式形成了对比。宋代雕塑严重的削弱了雕塑艺术所应有的纪念性、恒久性，更谈不上雕塑艺术在空间上、体量上的追求；但是，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世俗美术的发达，加之文人士大夫们的提倡和参与，宋代的手工艺技术得以巨大发展。陶瓷、木雕、竹刻以及金属工艺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 
    陶瓷艺术方面不仅发明了许多新型釉料，雕瓷也为宋代所创始，有雕胎、雕釉两种手法，雕胎者‘花纹藏于釉内，亦称暗花，雕釉者，花纹明显，但难度较大，须在釉未干时施工，雕者必须有熟练的技巧。器物呈现雕工精湛、造型优美淳厚的时代风格。同时在瓷塑造型方面也愈加丰富，如磁州窑的孩儿枕、景德镇的手捏塑、潮州窑的佛像等等，都是优秀的观赏性雕塑艺术品。雕塑艺人盛行捏制泥孩儿，当时还出现了以此为营生的行业，杭州的“孩儿巷”就以此得名。
    宋代的小品雕刻十分发达。著名的雕刻家王刘九曾被记载能用各种小石料雕为弥勒、观音等，元人陶宗仪称之为“神态流动，宛若生人之趣”，这种手工艺雕塑，至今还流传于江南。还有用竹、木、蚶壳或各色玉石，雕成的小巧精细的人物鸟兽。如北宋闻名的“技巧夫人”严氏，能用檀香木雕为瑞莲山，得到了“神巧细密，众相悉备”的称誉。南宋初，以雕竹驰名的詹成，能利用竹根雕为人物鸟兽。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记载：“詹成者，南宋朝匠人，雕刻精巧无比，常见所造鸟笼，四面花板，皆于竹片上雕宫室人物、山水花鸟，纤巧悉备，其细若缕，玲珑活动……使观者叹为鬼斧神工。”这些精巧的小品雕刻物，虽已无存，但在今天的江、浙地区，这类继承传统的雕刻制作和民间匠师，仍然是可以见到的。 
    宋代的的制漆技术已达到成熟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可以称得上纯漆制成的器物------雕漆。宋代雕漆之巧，亦与玉石相似，金银为胎的雕漆器，能使刻纹之底现出胎质。雕漆作品多用红漆，宋代雕漆，以剔红最美，有盒、盘、匣之类器形。剔红制漆方法的进步，推动了剔彩技术的发展。于胎上涂不同色彩的漆层，雕出的花卉，可现出红花绿叶，黄蕊褐石，其他草虫鸟兽，亦能各现其色，雕刻之精巧，令人惊叹，但宋代雕漆实物留世极少，不易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