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各种制度已经相当完备。两朝跨越了600多年的时间，国家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因而用于陵墓、寺庙、道观建设的雕塑需求很多，现有大量的实物存世。明清两代雕塑虽仍沿着古代传统发展，但作品大多面貌单一，式样多模仿前人或用固定模式，缺乏创造性和内在生命力。雕塑创作不复有汉唐时期的雄伟气势，而呈现衰微之势。
    皇家的仪卫性大型雕塑缺乏创造，逐渐走向定型。其中的陵墓雕刻与宗教雕塑，特别是在朝廷官府直接控制下所产生的作品，规模大，材料贵重，制作精细，但大多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宗教雕塑在缺少内在信仰的状态下，显现出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程式化倾向，以平庸水平者占据大多数。儒、释、道三教建筑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扩大了施工规模，所供奉的偶像也更加复杂化。自宋代，建筑上的装饰逐渐出现了较多的彩绘，元代的建筑构件装饰以木雕或砖雕为多，而这些方法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但是与此同时，石窟艺术却走向衰退和凋谢。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活跃，世俗性的案头小件雕塑和附着于民居建筑、家具器物上的装饰雕刻往往不受陈规限制，面貌各异，有着突出的成就，是明清时期雕塑艺术的一个亮点。
    就总体艺术风格而言，明清时期的宗教雕塑作品多趋于程式化，世俗雕塑多趋于装饰化和工艺化。

明清仪卫性雕塑
    现存明清时代的仪卫性雕塑数量很多，其中不但包括陵墓石刻，还有一些宫殿或坛庙前的仪卫性雕塑。在宫殿、府第、庙宇及帝王、勋贵陵墓建筑中占有特定地位和具有特殊作用的大型圆雕，是明清时期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这类仪卫性雕塑在全国各地的依存难以计数，以北京最为集中。
    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加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建筑技术进步，皇帝陵墓的兴建规模空前壮丽。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南京紫金山），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为中心的明十三陵（北京昌平天寿山麓），清东陵（河北遵化马兰峪），清西陵（河北易县梁各庄西）等。
    从这些帝陵中可以看出雕刻者在艺术表达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比如写实性与装饰性的结合，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整体感与细部刻画的协调，造型结构与露天放置的永久性相适应，以及距离和不同角度的艺术效果的考虑等。但是与汉唐时期比较，这些雕刻缺乏生气和力度，有些形象呆板僵直，头颈、躯干四肢有拼凑之感。造型往往在局部精雕细琢，疏忽了大体积感和坚实厚重感，造成软弱和琐碎之流弊。
    明清帝陵的兴建给大型石雕艺术提供了契机，却由于当时典章礼仪的规制，陈陈相因的布置格局，严重的制约了雕刻者的艺术创造性。明代的神道雕塑水平明显高于清代，造型写实，手法简洁，但威严的气势尽失。在整个中国雕塑史上，清代的陵墓雕塑已经是尾声了。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和封建制度行将衰亡，陵墓雕刻每况愈下，从而结束了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发展历程。

明孝陵
    明十三陵
    昭陵

墓俑
    墓俑曾经在古代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丧葬习俗的变化，逐渐被“纸扎”所代替。自两宋以后，用俑随葬的现象逐渐稀少，艺术水平也日渐下降。
    明代的墓俑雕塑主要制作材料为木或陶。木俑不易保存，所以后人发掘所得的木雕大多损朽，严重丧失其艺术价值。而陶塑的保存则比较完整，除非人为损坏，一般都能从中体察其原貌。河北省阜城县嘉庆明墓比较有代表性，除陶质俑人外，还有体现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居室、厨房等；另一处明时期墓俑，为西安五十年代所发现，其雕塑风格真实生动，反映了当时日常生活中的形象。明代的俑，尺寸较小，制作也不甚精细。但一般说来，人物姿态神情不失生动之处，各种人物的身份、职务等特征，也颇为鲜明。有些木雕俑，刀法准确利落，能发挥工具材料的特性并有一定艺术表现力。
    清代流行以纸扎明器送葬，随葬俑风光不再，所以尽管清代距今很近，但出土文物中却少见墓俑。偶尔有一些例证能说明清代还保留了一些俑葬的现象，如广东总兵吴六奇的墓葬里就发掘出雕塑精巧的陶俑，有男女仆人、官吏、乐手等。

宗教雕塑
    佛教和道教在明清两代仍为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宗教信仰，并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宗教观念进一步淡薄，佛教已远没有晋唐的盛况，加之造像艺术仪轨繁多，如《造像量度经》的刻板规定，在缺少内在信仰的前提下，宗教雕塑的风格走向公式化和概念化，缺乏生命活力。总体上流于呆板和僵化，艺术水平较前代明显下降。
    明清时期修建寺观塑造神像的活动得到继续，造像以泥塑最多，在清代铸铜和木雕造像则有所增加。但大规模的石窟雕凿已显得十分稀少。虽然在敦煌等大型历史悠久的石窟中仍有明代作品，但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已不能为雕塑史一提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远离人群的石窟艺术为寺庙艺术所替代，尤其是私人祠堂的兴起，几乎使石窟开凿在明、清两代走向绝迹。
    明代艺术特点明显有追溯唐宋风格的痕迹，面貌大多缺乏新意，只有个别的寺观雕塑还保持着较高水平。在名目繁多的寺庙里，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像，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上日趋世俗化、民间化。山西是我国明代地表文物保存最多的省份，平遥双林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清代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在北京、承德两地兴建了不少喇嘛寺。地方的众多寺院仍保持着汉传佛教的传统，罗汉像仍很盛行，但一些汉传佛像收到了藏传风格的影响。清代颁布了《造像量度经》，规范了造像制度，但使主创者失去了能动性。加之受到绘画的影响，总体风格趋向纤细、概念、世俗。清代后期，中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元气已尽的封建统治者软弱无能，终致 1840 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表现在宗教雕塑创作方面，主要以模仿、因袭为主，少有新的创造。一个时期的办学之风，又使许多寺庙被毁掉雕像，改造成教室，只顾及一面而失去另一面，使大量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寺庙雕塑艺术惨遭毁灭。这一时期较具代表性的，有昆明筇竹寺，北京雍和宫佛教造像和承德避暑山庄造像。

平遥双林寺彩塑
    昆明筇竹寺彩塑
    承德避暑山庄佛教造像

明清装饰性、玩赏性雕塑
    清代的城市工商业进一步走向繁荣，手工业技术得到很大发展，工艺性雕塑艺术得到了发展，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精神特征。在明清时期的雕塑艺术领域里，宫廷设立专门机构，督促、组织生产，雕漆、石雕、牙雕、木雕以及瓷塑、金属铸造等艺术门类都有一些优秀作品问世，并出现了我很多优秀的雕刻名家。尤其是以贵重原材料雕刻的小型作品，如象牙、翡翠、水晶、玉石等，受到了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的普遍喜爱。这些雕塑大多更强调实用性与玩赏性功能，造型一般小巧玲珑、精致剔透、精雕细凿，缺乏大气之作和大型之作，艺术上逐渐转向个人化、内聚性的风格。

    浙江东阳的木雕艺术兴于明代，而清代的当地富豪们更是以细致的建筑装饰引以夸耀，使木雕艺术得到巨大发展。
广东潮汕一带的民间雕刻比较发达，其特点为复杂、层次多，而且喜欢在雕塑完成后漆油贴金。这种复杂的木雕形式也被运用到家具制作上，繁杂多变、琐碎细腻，形成清式南方家具的一种风格。
    瓷塑以福建德化、广东佛山、江西景德镇等窑址的作品为最好，其中德化窑出产的佛像精制、传神，被海内外雕塑界所看重。
    清代的石雕艺术也有其独特风格，如寿山石雕、青田石雕、菊花石雕等。
    民间广泛流行的泥玩具也是雕塑艺术的一个分支，像“无锡惠山泥人”， “天津戏曲人物泥塑”、山西、山东一带的“面塑”，都比较有代表性。再如天津“泥人张”世家，从清代起就已形成独特的风格，根据市场需求，在技术上、产量上都不断提高，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市民群众及知识阶层有着较密切关系的各种小型的案头陈设雕塑和工艺品装饰雕刻，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代表着这一历史时期雕塑艺术的新成就。

建筑装饰雕塑
    明代建筑至今尚有许多得以留存，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以砖、石、木、陶等材料制成的装饰雕刻构件。这种以装饰为目的的雕刻艺术遍布全国各地，广泛存在于宫殿、庙宇、祠堂、园林建筑以及民间住宅等建筑上。其雕刻内容依据建筑的功能不同而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动物植物以及几何图案、吉祥图案等等，大多雕制精细、色彩亮丽。
    清代的建筑由于地域不同，在建筑风格、建筑技术方面也有很大差别，其装饰性的构件以石、砖、木为主，装饰部位广泛置于屋脊、房沿、墙体、门扇、窗隔、樑架、斗拱、栏杆、台做等等地方，乾隆以后，建筑装饰被大量使用，逐步走向繁琐，与建筑的实际功能相分离。

雕塑家
    木雕、竹雕方面自明代就人才辈出，代表人物为“嘉定三朱”，即朱鹤、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的技艺在当时就很著名，清代更是涌现出一些名手，所雕刻的人物、花鸟等题材，无一不精。
    清代得以留名的雕塑家较多，如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的作者黎广修，供职于宫廷的竹雕家封锡禄、沈尔望、周颢等人。还有如天津“泥人张”一家。但大量默默无闻的民间雕塑艺人还是得不到社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