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寻梦——观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之我思（节选）

文／聂危谷

创建110年，欣逢第50届双年展，今年的水城威尼斯令艺术家心驰神往。本届双年展策展人弗朗西斯科·博纳米(Francesco Bonami) 有感于因9.11事件、巴勒斯坦问题、恐怖主义、萨斯病毒、伊拉克战争、反战等各种争端而分别针对不同国家和民族，几乎无人幸免的歧视眼光，不禁联想到40年前马丁·路德金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试图以艺术的方式，为人类重寻“梦想”。

　　大展主题“梦想与冲突”本身是一个矛盾体，博纳米阐释为“现实与历史永远充满了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命名本届双年展的原因。同时，威尼斯双年展本身也存在着冲突，因为我们认为艺术是无国界，无语言，无种族的，但实际上，我们为每个国家都设置有展厅，而在这个国际化的大展览中，每个国家的标志及界线都不相同，这本身就是一个冲突。”策展人对主题的阐释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为双年展凭添几分戏剧性的诱惑力。

　　我们搞艺术史的，对具历史感的东西都会有解不开的情结，况且威尼斯双年展曾推出过我所心仪的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劳生伯和中国行为艺术家蔡国强。于是，我不在意自己并不是雕塑家，欣然随《雕塑》杂志社组团赴欧考察，恰好在双年展闭幕前一天赶到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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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花八门的作品演绎着博纳米斑斓的“梦想”？以至连一群黑白男女当街裸交的录影也能代表“一个当代的梦想和希望，是对传统城市历史概念的一个颠覆”？我弄不明白博纳米葫芦里面卖什么药。至于“冲突”，不见得来自博纳米所谓“国家的标志及界线”，依我看来，倒是由各路当代艺术“巫师” 乱七八糟祭起“法器”酿成了“冲突”的腾腾“杀机”。

　　英国艺术家史塔尔林(Simon Starling)将一辆意大利生产、远征波兰时更换过零部件的飞雅特小汽车悬置在展墙上，虽有可能隐寓着冒险、跨国资本、全球化等观念，但在视觉上却平淡无奇，表达意义的语言方式贫乏无味。匈牙利建筑师费得曼(Yona Friedman)用凸凹起伏、形状不一的碎保丽龙泡沫板拼接成巨幅貌似新奇的壁画，有眩人耳目于一时之效，笔者以其为背景拍照留念，照片印出来后却觉得索然寡味——作品苍白的泡沫质地与花哨琐碎的形状，恰如当代艺术浮躁乏味的品质以及百孔千疮的碎片状态。

　　“广东快车”的郑国谷，在其布展的半封闭蜗居内挂满了机器成批制造的锅铲瓢勺现成品，除了让人觉得是对超市生吞活剥的压缩模仿之外，实在不能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林一林则以乱砖铺床并在上面搁置电视机，让人联想到的仅仅是建筑工地民工的单调生活。这种连粗制滥造都说不上（因为纯属挪用而非制造）的大拼盘，除了烘染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窒息气氛，观念启迪和语言感染力皆乏善可陈。

　　当然，参展作品良莠不齐，并非一味地都使人乏味和窒息。已故巴西观念艺术家欧伊提契卡(Helio Oiticica)以五彩油漆的门、窗、梯子集成壁挂式的平面装置，以象征平民窟的希望，倒算得上既见气势，又有憧憬，并能产生视觉力量和美感的作品。阿尔及利亚艺术家本尼雅(Samta Benyahia)利用阿拉筑风格的彩色玻璃窗，以及置放水晶物质的八角形地面符号营造了一座乌托邦神庙，倒有点“室雅何须大”的味道，明净宁馨的氛围配合着本民族诗歌的朗诵声，似乎在为多元文化和平相处的美好愿望而虔诚祷告。兼长摄影的德国艺术家范普雷森（Magnus von plessen）以照片为人物画范本，却以一律横向的超常宽笔触强调“刷”的肌理，并极力简化形体细节，从而有力地消解了照片的摄影品质，不仅手法有趣，且内隐观念而耐人寻味。我猜范普雷森或许是以绘画作为手段，对由摄影滥觞而今泛滥成灾的图像话语霸权提出质疑。这与里希特（Gehard Richter)“画”照片用意显然不同。若非我目力不济，或因时间所限而失之交臂，我敢说本届双年展上，类似这些 耐人寻味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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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其以枕头和床单打响美国的《床》，还是用照片拼贴而成享誉世界的《平底船》（威尼斯获奖作品），拟或以白棍系铁丝悬吊玻璃杯的《美国旗舰》，以及山羊、轮胎、公鸡、枕头、椅子，种种俗物，经他鬼斧神工，与摄影、丝网版、率意的笔触、雕塑、标本相嫁接与构成，顷刻之间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变成了艺术经典（尽管他采用大众媒材）。

　　西方美术史学者王瑞芸从美国回来探亲，闻我此言深有所感，她说当代美国艺术混乱肤浅得简直没法观瞻，她打算写一本书予以清算。今天的艺术家过度自负，转瞬之间就不认昨天的传统而惟奉时尚所好，因此文化和艺术的根底太浅而飘若浮萍，所谓的创意成了无源之水，浮燥而缺乏生命力。难道杜尚真的是“一招鲜，吃遍天”？自从他将小便器命名为“泉”，堂而皇之地送进了美术馆，从而一举颠覆了大众与精英、艺术与生活、创造与挪用、美术馆与洗手间的屏障之后，再也无人超越。劳生伯格虽亦没有超越杜尚，至少以其信手拈来的大手笔和大智慧，与全球对话的博大胸怀，将杜尚精神发扬光大。如果说劳生伯格已经过时，那么劳生伯格之后，杜尚的徒子徒孙们到底还能在哪一点上与杜尚一较高低？

　　前年威尼斯双年展蔡国强捧走金杯，中国人也算出了一回风头。但说句老实话，且不谈其挪用经典《收租院》而惹来涉及著作权的浑身腥膻味，就是把雕塑作场挪到展出现场的“前无古人”之举，也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明的金点子。值得反思的是，在一个资源日渐匮乏，生态日益恶化，并且由于交通发达而日渐狭窄的小小地球村，有没有必要炮制如此大量的文化垃圾（同时也是不断恶化环境的物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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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实地考察西方艺术，可以印证我们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艺术发展的理性思考，作为我们认识本土艺术现状，推动本土艺术史进程的镜鉴。不必鹦鹉学舌地跟在西方人后面侈谈什么艺术衰亡，或者模仿西方人以艺术的名义玩世不恭，把一切的理想、抱负、关怀统统踩扁在脚下。以井蛙观天的方式臆断他者深浅高低固属庸人，但跟着洋人或买办恭维皇帝的“新衣”漂亮更属愚蠢。只有知己知彼，学会静观、默审与反思，才能拥有可贵的文化批判意识，平心静气地在艺术中体现真诚与真知，做出对历史和文化负责而非故弄玄虚的作品。

《雕塑》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