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的教学探索

文／黎明　高蒙

 (一) 课程的形成过程

　　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课程的设置是逐步发展成熟的。1977年以后，雕塑系在泥塑课教学中，一直把纪念性肖像教学视为重点。具体是：充分发挥每个同学的主观能动性，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爱好、价值判断和艺术视角出发，创作一件半身纪念性肖像。此种做法的优点是，在习作的基础上强调了创造力的培养，使学生有了一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不足之处是，由于受模特的限制，在进行创作时相对应的人物身份特征和内在个性的表现往往流于外在的表象，仅仅在衣饰、发型上做文章，很难在人物行业身份之外，再做深层次的内在探寻和表现。

　　鉴于此，后来肖像课程教学做了适当的调整，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选择的人物（历史文献和照片）确立构图，然后创作出半身纪念性肖像。这种做法使个人发挥的空间更为扩展，不必再拘泥于具体模特的限制。然而，放宽限制的同时，教与学的契合点变得似是而非，一些同学往往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身边仅有的人物照片来选择将要塑造的人物，而不再做人物背景资料的论证判断，以至于陷入为“人物”而“人物”的随意状态，甚至引起观众对所塑造人物价值判断上的质疑，进而对作者选择的倾向性和宣扬的内容产生疑虑。

　　在总结了前两种教学经验之后，我们决定把等人大人体与肖像课程合二为一，将“肖像课”紧随“等人大”人体课程而形成一个体系。后者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课程，作业尺寸为两米。其宗旨是：全方位的人物肖像创作，其中包括创作过程的展开、艺术范式的选择、工程技术的体验。在实际操作中，由学生自己选定将要塑造的人物，然后查找文字和图片资料，撰写人物小传，做出构图小稿，经师生互动的共同评议，定出方案之后，才开始实施。教师的作用在于因势利导地根据不同的学生分别加以方向性的启发，而把最终的判断留给学生本人。

　　把原来的半身像改为全身像，把人物的选择范围规定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可以丰富创作的内容，全身像较之于半身肖像，无论是表现人物情境、阐释主观意图，还是在空间关系的结构方面，都更加完整。其次，限定相对范畴的人物，不仅避免了教学的随意性，而且使师生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通过启发、感悟、迁想和引申等一系列的思辨过程，最终使创作思路明晰起来，锻炼了同学们的适应性，根据既定的方向完成自己的作品，为以后走向社会接收委托而设计作品或自己定向创作作品打下基础。

(二) 教学内容业已系统化

　　经过几届师生的共同努力，“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课程逐步完善成一套系统的教学内容。如今，在课程课时的设定上，从四年级上学期第七周至第十二周共六周时间为“历史文化名人肖像”课。此时同学们的文化公共课程已全部修完，能够集中精力投入到创作中去。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同学们报上选定的人物，经老师认可后，便开始查找资料、整理素材。主要是收集文字和图片资料、考察人物故地、熟悉人物环境和主要活动场所等。这一阶段通常是在进入四年级之前进行布置，三年级最后一个暑假期间完成。在完成了素材收集后，写出人物小传，列出精选的图片，此时作者本人的选择倾向已渗入其中了。

　　接着便是找出创作的切入点，确立作品的艺术形式：是表现人物的成长阶段还是成熟阶段？是用文学性情境化表现还是用隐喻的象征性表现、或者是纪实性的直观的再现？是用封闭的团块构造还是用开敞的跨度结构？这时都应有了一个约略的判断。通过一系列的创作变体稿把游移于心的观念形态明确之并显现出来。经过比较、综合、概括、重新审视对人物的理解，看看是否符合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征，是否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人物的历史真实感和时代风貌，同时建立起涵盖这一切构想的载体——做出雕塑定稿。

　　在此基础之上，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对于学生而言，首次独立面对二米高的作业，前期的工程技术问题不容忽视。在雕塑骨架的搭建中，尺寸和结构的精确至关重要，它已不是一般人体课的简易人体架，而是外部造型和内部结构的统一，这一切要由学生亲手做出。

　　从定稿到放大稿的转变，并非简单放大制作的机械过程，它仍然需要创造性的思维。在小样定稿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形体构造都还是一个简略的雏形。这好比一篇文章的提纲，只是起到方向性的标识作用，只有把详实的内容和丰富的细节补充进去，给人以有理有据的印象，才能算是一件完整充实的作品。因此，同学们这一阶段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反复揣摸人物的生平照片和文献资料，力求准确地把握住人物行为举止和精神气质的可信度。为此可以借助于模特的易妆演示、服装假设、心理揣摩、形象推理、气质凸现等手段，来获取直观的印象。

　　同时，学习和借鉴也十分必要。可以翻阅画册寻找出自己喜欢的雕塑作品作为参考，优秀雕塑作品具备了范本和参考借鉴的作用，借助它们可以更加有效构筑自己的语言系统。此外在塑造中，大到人物的重心、动态和体量，小到人物的神态、衣褶和肌理，无不关系到基本塑造技能。只是此时已不可能亦步亦趋地抄录模特，必须综合运用已掌握的塑造技能，创造性地构建出人物内在的组织结构和形象性格特征。

　　在整个肖像创作课程中，教师的职能应该是设身处地地融入到同学们不同的思路之中，既扎进去，又跳得出，只有如此，方可因人而异地引导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方式，才可以有效地挖掘出同学们的潜质，使得每个同学的表现个性充分发挥，而不至于使一个教师带出的学生如出一辙。另外教师在同学们的塑造过程中，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来启发学生，并在恰当的时候鼓励同学做出肯定的判断，以免陷入过度或不及的无休止的调整之中，自始至终教师都在起着拐杖和导引作用。

(三)“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引起各界关注

　　自“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课程确立之后，我们一直把它列入毕业创作的范畴之中。此课程的设置，全面提高了同学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实际操作的独立能力，从习作转向创作，在实际操作中初步掌握了大尺寸作品的工程技术要领、材质肌理效果的表现、雕塑与环境的结合等。同时，学生们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接受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了同学们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以积极的态度和现实的成果，在颓废和萎靡的文艺思潮压境之际，弘扬了主旋律。

　　从1995年至今，雕塑系的教学计划十分重视此项专题创作课程，除委派强有力的教师担任此课的教学任务外，还密切关注课程的进度和实际效果，并在系教学会议上进行认真的研讨和组织全系教师观摩与讲评。学院领导也对此课程的设置高度重视，早在1995年课程设置之初，学院党委便组织了全体党委成员到课堂观摩，对此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学院教学会议和创作会议上多次表扬、推广了雕塑系这一课程的改革做法。

　　实践表明，设置“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课程，不仅收到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为新时期美术学院雕塑教学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而且还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毕业生作品展览上，同学们创作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观众议论的焦点之一。这其中涌现出许多较为优秀的作品。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岭南美术馆和黄少强美术馆都收藏了部分学生的作品。1999年，广州雕塑公园举办了主要以同学们创作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为主的专题展，此外，在校园中还常年陈列着一批批同学们创作的肖像作品，对营造校园文化氛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998年省教育厅（当时的省高教局）对“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课程所包含的爱国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效能给予了表扬。在与兄弟院校的交往中，鲁迅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以及上海美术学院等七大美术学院雕塑系，先后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就“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课程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切磋。

(四) 教学仍要与时俱进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的认识到应该与时俱进，教学必须经常做适时的调整，否则容易陷入穷途。

　　随着经验的积累，同学们在创作纪念性肖像方面已经日趋成熟，这体现在对人物的选择、主题的确定、形式的裁定和形态气质的综合方面。但当今社会资讯丰富、信息畅达，多元的文化形成了多元化的个性，这对纪念肖像课程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基于此，我们设想：首先在人物的选择方面放开限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活人还是故人，只要他对人类历史进程做出过贡献、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都在选择之列。此外，在表现形式方面，一方面注重引导同学们将四年所学知识结合到创作中去，避免因技能的缺失而使形式塌陷、主题模糊；另一方面，我们更加注意同学们在雕塑本体语言上的突破，此时非彼时，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对现实的敏感性，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此外，对各种材料属性的掌握、作品尺度的调控方面，我们也计划做些调整，适当的缩小尺寸不仅可以缓解扩招带来的空间压力，而且为雕塑材料的转换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肖像雕塑在经过对具体人物的构造外形的领悟、主观感受的修正、文化相互依存的观念联想等一系列过程，不仅完成了对人物内在含义的界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形式的裁定已蕴含其中了。正如加洛蒂所言：“艺术的现实不是自然主义者所设想的没有人的事物；现实不是主观主义者梦想的没有事物的自我。”艺术的现实是一种人对现实的把握；不是被动的反映，而是被经历和支配的现实，肖像雕塑的现实性也是如此，雕塑系“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肖像”课的探索也是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