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点子”（节选）

文/钱绍武

现在大家都知道：无论什么事业，如果没有新鲜的、与众不同的、独创性的“新点子”，那么这事业肯定不会有大发展。因此，美国就有个“点子公司”。“出点子”成了一个产业，好像名叫“蓝勃”公司，生意十分红火，甚至有些国家大事也去请教他们。我记不清楚是哪届奥运会了，在美国开。他们请了一位“点子大家”，他的名字我也忘了，反正是请他设计的美国奥运会的开幕式。他出了个“点子”：用一百架钢琴同时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一个章节《欢乐颂》！这是根据德国大诗人席勒诗句谱的曲，它歌颂人类共同创造无比辉煌的境界，男人们那么雄强高亢，女人们那么温柔融合，大家都歌颂欢乐女神来到人间。那么宏伟博大，那么雄浑壮丽！我以为正是这样的前景才值得全人类为之奋斗。我以为这才是奥运会的真精神，这个“点子”出得多么好啊！而钢琴正是西洋有着近乎完美表达力的乐器，可惜独架在大庭广众之间声音太低，于是他搞了一百架钢琴同时演奏（大概还有扩音器吧），我可以想象当时的动人气氛。但是这位作曲者是贝多芬，演奏者是一百位钢琴家，都和这位“点子大家”无关，他只是出了这么一个“点子”。但是这“点子”却真正体现了奥运精神。据说这个“点子”使他很发了些小财。

　　我们还看到了韩国的奥运会开幕式。他们也有“新点子”，用一个高科技装置将奥运火炬直升上空，然后就是韩国特色的民族舞蹈，“帽带舞”形成一种极其欢乐的旋律。应该说，这个“点子”也很好，它充分体现了韩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自豪感。但是作为奥运会规模的要求来说，却略嫌于局限了。凡是“新点子”的出现，往往都带有偶然性，但是偶然性的背后却有着某种必然性。如果我们想到韩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大国和强国的欺压，我们就能理解这些“点子”了。大家去过北京的现代文学馆吧，那主要厅堂的大门设计有点特别，大门的“把手”竟是一个巴金的手模，这使人们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感，觉得正是这位大家爱戴的文学巨匠亲手引领我们进入现代文学的大门，使你增加了一份庄严而尊重之感。但这“手”是巴金的，“模”是翻模工人铸的，大门更是高规格工厂的产品。而妙处就在于把巴老的手模安装在大门上代替了“手把”。妙处就在于这种装置的创造性，妙处就在于装置手模的“点子”，这“点子”大概是舒乙先生的杰作。只有他深知现代文学馆正是巴老的倡议，正是巴老亲自督促（包括审议具体的图纸）等等。所以这“点子”的背后有着那么多的“积淀”。这“点子”的背后是对巴老的深刻理解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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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艺创作中的“新点子”、“创意”的出现，可以是很笼统的一种大体意向，也可能一开始就是有血有肉的基本形象、基本旋律、基本色彩、基本形体。一种基调，我叫它是艺术创作中的最早胚胎。虽然还是缺乏细节的混沌一团，但却有血有肉，具备了全部的独特个性，就像母亲怀的胎一样，所以译成“母题”就点到了这种特殊含意，它绝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主题思想”、“主题”之词。可能给我们用滥了。所谓的主题思想，往往什么领导都可以说出个一二三来。但是和基于自己真切感动因而也可能感人至深的艺术创作却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因为，只有产生了真切感受为基础的新鲜“母题”才开始进入了真正的艺术创造。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所钦佩的“新点子”又不同于为新而新的“怪招”。如果去掉了“推动人们健康地向前发展”这个前提，那么这“新”又往往成为哗众取宠的丑恶表演，我们提倡“真、善、美”的“新”，决不提倡“假、丑、恶”的“新”，“萨斯”是新的，但不好，我们应该全力来扑灭它，绝不能盲目乐观，粉饰太平，以至酿成大祸。这个原则的确又不属于“艺术”这个极小的领域，但任何艺术却从属于这个根本原则。艺术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也是为了推动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是任何艺术的前提，是任何艺术都离不开的原则。也就是由一个独创性的新鲜感受出发，进行深入地挖掘、生发，一直到完成重要细节的充分刻画，最后成为尽可能完美的艺术作品。而关键的关键还是这个独创性“母题”的获得，这个艺术“内核”的“捕捉”，这个基本色调、基本形象、基本旋律、基本形体的“定格”。因为它的产生往往是偶然出现的，是不期而遇的，是油然而生的，甚至有时是转瞬即逝的。林彪称之为“思想的火花”，很多人就称之为“灵感”，黄永玉先生经常生动具体地写下他的体会。那是一副对联。上联是“文章蛇手扪”，下联是“图画鬼排场”。“蛇手扪”就是要像捕蛇之手一样，迅捷如闪电似地“捕捉”这些火花。德国诗人爱克曼谈到歌德对他的教导时，曾引用歌德的话：“我建议你再到梯夫尔特去，要去几次，把所有的‘母题’（契机）都收集起来，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写出来。”所谓收集所有的母题，大概就是捕捉各种思想的火花，就是捕捉各种不期而遇的、动了真情的“新鲜点子”吧。我以为“新点子”、“创意”、“火花”、“主旋律”、“基调”、“势”都是一个意思，都是使自己各种动情之点的“定格”。于是，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挥之不去，闭目即现，必然要反复地咀嚼这些动情之处。最后，最生动、最鲜活、最确切的情景自然而呈现，接着又必然进入另一个过程，就是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积累中的、类似的动情之点综合起来，集中起来达到更强烈的程度，形成一种认识的飞跃——成为最核心的、最原始的、最本质的“基本形象”。在音乐家心中出现了主旋律，在油画家心中出现了基本调子和基本构成，在诗人的华章中找到了“诗眼”，在雕塑家头脑中出现了基本形体。这些“契机”、“艺术的内核”、“艺术的最早胚胎”的诞生可以是一刹那中的灵感触发，也可能是长期探索中的一个由模糊而逐渐清晰的过程。

　　以上是我自己获得“独创性点子”的经验。但是，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因为我还有些与此很不相同的经验。比如，我有时是看到了戒台寺门前的大松树而忽然想到了某种笔法，《李大钊》的基本构想是听杨辛给我讲泰山上用几块大石垒起的牌坊的那种简朴大方的北方气质而突然想到的。穆希娜的《工农联盟》的基本形是她看到希腊的古典雕刻《两人共执短剑》而想到的，王朝闻先生的《刘胡兰》是看到殷商的铜爵那根挺拔有力的边线而得到启示的等等。这些获得“母题”的途径都不完全相同于我自己的叙述（包括我自己的有些经验也不完全和自述的一样）。所以，我想获得“母题”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也没有最好最坏之分。我们能奉行的原则只能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朝”。“千日”就是对动情之点（在生活实践一切方面的全身心投入，由此产生的一切动情之处）记录在案而且要反复咀嚼；“一朝”就是由于某种机遇而在一点上的爆发。这是无从预知的、没法计划和建议的。但是“创造性的母题”大都产生于长期持续的创作活动之中，这却是千真万确的、行之有效的。让我们大家都重视自己真切感受的长期积累，并来个“文章蛇手扪”吧。

《雕塑》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