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文化论坛] 雕塑与中国人文精神（节选）

学术主持：吴为山

主持人语：

中国人文精神是中国雕塑的灵魂。

　　诗言志。

　　雕塑，脱离了神与魂，不过空壳而已。

　　中国人文精神渗透于民族深层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其核心是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将这精神概括为六个字：温良、灵敏、坚毅。它深刻地描述了在儒、释、道文化熏染下中国人的人格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作为这片大地上的子孙，我们的生存、繁衍，当然地受到新基因的影响。然而，母亲那最优良的品质恰是我们做人的根本所在。一个民族的悲哀在于固步自封，然而更大的悲哀在于不能认识自身价值或否定它。

　　在经济全球化、艺术风潮迭起的当今，我们是否可以温良的胸襟包容，以灵敏的方式吸取，以坚毅的态度否定之否定？！

　　吴冠中先生在《熊秉明》序中写道：“华夏文化喂养了我们二十几年，而我们则不满于国家民族及自己的现状，飘洋过海到西方彼岸，或许将是革新者或创造者的起步，但在虚心地、刻苦地学习人家先进文化的同时，发觉自己的肤色处处遭到歧视，肤色改不了，于是有人的精神世界在变，似乎想 换血换肝，从阿Q的假洋鬼子变成真洋鬼子，是鲁迅支持了我们的脊椎。……”

　　精辟之至！

　　雕与塑，是由表及里、由象及神的过程。其主体是人，客体是人。

　　罗丹塑造了行走的人。

　　贾克梅蒂塑造了行走的人。

　　鲁迅说：塑神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开始塑人了……

　　人！人！人的本质在精神。人文精神是人自尊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脊椎所在！

　　本期就雕塑与中国人文精神展开笔谈。

精神雕塑的典范    邵大箴（著名美术理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艺术是崇高的事业，艺术应该表达崇高的理想，应该有哲学的内容……但最重要的应该是艺术家本人情感和思想的真实再现，艺术品应该是艺术家真性情的流露。至于思想、理想、哲学和文化的高度，那只是每位艺术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才智作有限的追求，无法拔高，不可勉强。熊秉明先生在《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中，用含有悲剧性的文字写到他的老师纪蒙（Gimond），这位勤奋和有修养、有能力的雕塑家，把自己追求的目标定得太高太高，他期望爬上山巅，攀上高峰，但他的目标超过了他的可能……熊先生主张，艺术家只要能唱出自己内心的歌来，便是应该得到鼓励和评价的。因此，艺术家本人最最主要的也是应该考虑在自己的创作中如何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其它则不要牵念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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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归的塑造》中写道“泥土，水牛”“我回来，回到真真实实的母土”。不论在他的实在的雕塑作品中，还是在他较为抽象（实际上是“意象”）的创造中都巧妙地解决了“无”与“有”、“虚”与“实”、“言”与“意”之间的辩证关系，都富有含蓄、蕴藉与空灵的美。作为艺术家，他掌握的“吞吐深浅，欲露远藏”的不雕不饰“略加点缀，即真相显然”的本事，令人叫绝。所以，他的有些作品的造型，从外表形态看似乎相当西化，但就其精神和本质来说，却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的美学精神，因为，它们的“气”、“神”、“韵”、“境”、“味”，和中国传统的艺术品一脉相承。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熊先生的艺术创造从西方艺术（特别是西方现代艺术）中吸收了营养，说实话如果没有这种养料，似乎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艺术家熊秉明。西方现代艺术给予他启发和教育的太多太多。但是，他在阅读和研究西方艺术时，更深刻地领会到中国美术和中国艺术的真谛；他在更精深地把握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实质之后，对西方艺术的精神领会得更加准确和科学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又要修正我前面的说法，熊先生在作品中追求的和已达到的审美情趣和格调，既是中国传统的，又是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是属于20世纪这个时代的，当然，也体现了他的个性。

传统文化与现代雕塑  常宁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教授）

20世纪以来，中国雕塑艺术在西方文化和雕塑艺术的影响下走上一条写实和纪念性雕塑的主流发展道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主题性雕塑、公共纪念性雕塑、政治性雕塑、人物肖像雕塑等，都是以西方古典主义的写实风格为其追求目标和理想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的最近10多年来，中国的雕塑艺术开始出现并基本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和开放格局，在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继续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各种新的观念、新的样式、新的风格的雕塑艺术不断问世。在雕塑的材料、技法、形态和语言极大拓展的今天，雕塑与自然环境、雕塑与人文环境、雕塑与公众的关系、雕塑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雕塑的现代性等问题，都正在成为新时期雕塑艺术家们所思考和关注的重点。

作为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对中国当代雕塑的创作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古代希腊和罗马，还是印度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无论是南美的玛雅文化，还是非洲的部落文明，都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资源。中国当代雕塑家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资源，并加以有机的整合和利用，必将会推陈出新创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雕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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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传统三大断层论  聂危谷（美术学博士、教授）

即使写实主义观念一统天下的时代，人们也早已认识到中国古代雕塑的辉煌历史和艺术价值。而中国雕塑的现状却一直令人担忧，尤其是大量“审美侮辱”性的垃圾式城市雕塑，真让识者羞于启齿。从写实到抽象，自打20世纪上半叶以来我们就一直跟从西方雕塑家亦步亦趋，不要说大多真经不传，甚至有些连皮毛都附不上。而回望自家传统，却又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传统——皇陵雕塑、佛教雕塑还是民间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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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艺术传入之前，装饰性具象手法早就出现在商周青铜的象形器皿上。而在佛教雕塑中，本身经过五官图案化、动作舞蹈化以及衣纹条理化（如曹衣出水）而已具有浓郁装饰趣味的佛陀及菩萨像，配上雕缋满眼的装饰性纹样，益发显得锦上添花。作为遗存最多、体量最大、历时两千年之久的佛教雕塑，其装饰性具象手法不仅自成宏大话语体系，并且影响到陵墓雕塑、民间雕塑，而成为中国雕塑传统之主流。然而，20世纪上半叶以来，随着西方雕塑艺术理念和创作方法的引进，包括城雕在内的中国雕塑刹那间变成了西方雕塑从写实到抽象连篇累牍的翻版，以至连民间艺人都在邯郸学步。于是，装饰性具象传统就此而成为第三大断层。

应当悉心辨析雕塑传统隐含着的历史性问题，理清中国雕塑传统脉络，否则面对传统犹如蛇吞大象般无从下口，更遑论取其精华、得其神髓而发扬光大了。

龟兹石窟艺术对中国现代 雕塑发展意义的几点思考

      邓维东(新疆美术家协会主席、教授)　左力光（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主任）

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艺术形式——雕塑,在龟兹石窟艺术中由于种种原因遭到极大破坏，从残存的极少塑像中仍然可以体会到龟兹佛教雕塑特有的艺术风貌：初期总体上较多受到印度犍陀罗、秣菟罗佛教雕塑艺术的影响，同时还有波斯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体现出典型的、多样的雕塑特色；后期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和审美特色以其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形式及博大精深的完整体系对中国传统雕塑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说明龟兹石窟文化艺术的连贯性、继承性始终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龟兹石窟艺术能够独树一帜，其原因就是根植于中华沃土，从来没有丢弃数千年来多种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下，还是在多种文化的综合撞击中，对本土文化都充满了自信，形成了与其他国家的雕塑形式和表现手法相区别的、富有特色的、蕴涵多种文化的雕塑艺术形式。说明任何民族的文化现象和艺术表现手段以及历史的延续性是不能被截断的，文化的连贯性、多元性、持续性、融合性反映在雕塑形式的表现上就形成了雕塑艺术的独特性，是雕塑艺术能够确立其艺术价值和地位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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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神来之塑   廖军(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设计艺术学博导)

雕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题在历史进入21世纪、外来文化不断向我们渗透的今天，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思考的。

中华民族的雕塑艺术历史久远，从现有的考古资料上看，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期，在历经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演变之后，可谓遗产宏富、成就辉煌。几千年来，无数有名的或无名的能工巧匠和艺术家用他们的汗水和心智为后人留下了数不清的艺术珍品：从磁山文化的石雕人头到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从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到唐昭陵的六骏石刻，那些雕塑所表现出的人文思想、精神内涵和艺术造诣无不让世人瞩目，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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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会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雕塑艺术当然也不能例外。中国传统文化对雕塑艺术来说，其作用十分重要，不可估量。它是雕塑艺术的滋养、血脉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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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雕塑而活出的传统  高全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一般说来传统有两种形态，一是死了的传统，一是活着的传统。前者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消失了，如那些只是记录在历史档案里的习俗惯例等等，一种是虽存在但精神却泯灭了，如今天依然为国人所尊奉的许多东西。上述的分类大多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的，是一种属于知识类型学意义上的说法。奇怪的是，艺术却完全不遵循这样的逻辑，它的神奇恰恰在于能够打破上述的分类，把死的东西做活，或者说，死的传统能够因艺术的塑造而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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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艺术上很多人主张创新，总是以为越是新的东西就越超前，越彰显自己的个性，作品越具有生命力。于是乎卓越与创新成为艺术家们的标识、艺术界的时尚，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艺术的心态基本上是在破旧立新的旗帜下进行的。我以前也接受和认同上述观点，但后来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丰富，特别是目睹了所谓创新背后的虚无主义底色之后，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看来，传统是摆脱不掉的，它像血液一样流动在我们体内，如魂魄注入我们的灵魂，艺术家所能做的不过是继承传统，在皈依传统中体现自己的艺术特性。从形式上看，艺术与传统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新瓶装旧酒，一种是旧瓶装新酒，前者试图探讨在当今的语境下回归传统精神的问题，后者则解决赋予传统形式以新的精神内涵的问题。虽然它们两者的立论不同，但都是面对传统如何在现代传续的问题，只要把握好内在的平衡，都能够成就出大的艺术，相互之间无所谓高低之分。可怕的是我们长期以来倡言的新瓶装新酒，其结果只能是图式也乱异，内涵也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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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为三与中国写意雕塑　翟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艺术评论家)

“一分为二”，是对事物简单粗疏的理解；它直接导致“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事事讲定量定性分析的西方科学思维十分认同这一思维方式；冷战时期的世界和文革期间的中国亦热衷于运用这一思维方式——对立，是西方哲学的第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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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性艺术用三参思维方式看待“写形”与“写意”，其雕塑就是材料－对象－作者三者的有机统一。齐白石有“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说，黄宾虹有更高的“不似之似为真似”说。看汉代霍去病墓前石雕，一是“相原石”，先审视石材形状大体近似何物；二是“合他我”，运思对象与作者的契合；三是“一形神”，在整体把握的大略雕刻中从石里剥出体、面、线，使材料、物象、作者融三为一。你看那虎、那马、那熊、那蛙，都不精雕细刻，却都很恢宏大气，卧而将起，静而寓动，一团浑茫的天地元气包裹其中而又氤氲其外，且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至今令人赞叹不已。霍墓雕塑，可以看作是中国群雕的高峰，也是人类的艺术精神财富。同样，我们用三参思维看待“新”与“旧”，就会发现新旧的不确定性，借用《老子》第一章的话，是新旧“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凡玄远、玄深、玄妙的，往往是最古老、最陈旧的，也是最陌生最新颖的。我们说的新，应是包容、超越、导引“新－旧”对立二分的有生命力的新“新”。当代中国写意雕塑之佼佼者，当推吴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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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与中国传统文化刍议  王少军(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雕塑家通讯》主编)

雕塑作品如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的确是一个很大题目。雕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部鸿篇巨制，那么，雕塑就是某一分册中的一个章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雕塑家创作的作品，似乎都应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博大，精神深邃，涵括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成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无穷大的概念。唯其大，所以表现起来可能很容易，也可能很难。有人认为，掌握了某些传统雕塑语言就懂得了传统文化，也有人认为，临摹一些古代名作就是在表现传统文化，其实，这都不全面。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几千年来维系和支撑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成长发展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已经融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已经溶化在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她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须臾不可分离。可以说，我们平日里不经意的一举手一投足，就是在表现传统文化。当然，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的雕塑艺术应当表现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近年来，不断有人痛陈雕塑创作中传统文化的缺失，我想，这种“缺失”除了指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占领”，还应该指不去表现传统文化的精华，却专门表现其糟粕。这个问题的确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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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著名哲人说过：“艺术应该合乎时尚。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我要说，越是时尚的，才是传统的。”

生长的雕塑  丁宁（北京大学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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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之见，雕塑是生长出来的，换一句话说，它应该获得某种生命的力量才是，否则就失却了其存在的理由。因而，雕塑理应是从我们的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存在形态，它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或者完全多余的，相反是亲和的而且可能是难以割离的。或者，它是从我们的存在状态中萌发出来的意愿的对象化及其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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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在绘画中有所谓的“趋大的描绘”和“趋小的描绘”的区别而同时又未必有绝对的高低之别一样，对雕塑中相类似的问题也应该予以关注和思考。一方面，雕塑在外部的、公共空间的作为尚有颇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可轻视它在居室内部的拓展。事实上，后者的现状显得更加薄弱和令人忧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雕塑的力量可能显得更为奇特和重要，因为它不像那些纪念碑式的作品那样需要人们的仰视，而是让人可以亲近、面对甚至“交谈”。以肖像雕塑为例，从古罗马开始就有了不凡的创造。和那些“趋大的描绘”的雕塑一样，“趋小的描绘”的雕塑也可能是不朽的。如果我们的艺术家能够足够深刻地领悟适合室内空间的雕塑（尤其是小型的作品）的美学品性，那么在更大的外部空间的构想也就会变得更加呼应雕塑应有的艺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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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无情的逻辑是，若不能感悟雕塑的魅力是与其生长的意义有关的，那么其审美的力量就一定无从谈起。

《雕塑》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