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憾中的追求
——黄天厚土雕塑展观感

文/王文娟

从“皇天后土”到“黄天厚土”的语义转化，使剥落在时间锈蚀处的古老思想获得了现代气息的文化解读，抛却了“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伦理纲常（《书·大禹谟》），抛却了 “其神后土”，香火绵延却冥冥不可知的顶礼膜拜（《礼·月令》），保留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浩然正气和宽厚深情（《易经》），这一转化就具有了美学意味的深入阐发，策展人的雕塑理念便昭昭明朗，气势磅礴。同时策展人以古老的诗之六艺中的“风、雅、颂”作为展品陈列的经络图，可谓匠心独运，拍案叫绝。
有几件浮出水面的作品显示了它们的特别之处，令我刮目相阅而驻足。也许有了这样几件作品，这次展出在总体上虽达不到策展人美学期望的同时，也还多少对得起了这次展出的中心议题。
首先是丁硕赜的《悲秋》，作品以传统唐三彩中的红黄绿白之色彩为重心，却不取唐三彩的肥美安祥之态，而取动感中的蓄势之美（“若举翅而不飞，欲走而还停” ）：佩剑的武士逆风而上的悲剧之美、西风尽吹的“薄片”般的剪影之美，使作品抒发的就不是“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哀伤，而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的悲壮情怀。 
曹春生先生的《谭嗣同》亦有着慷慨长歌、英雄救世的悲壮之美。这正是古老的“风”中所蕴含之意：“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为之风”（《毛诗序》）。“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中国古代之“士”的优良传统（也即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孔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泰伯》） 孟子语：“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有这样的志士之道，遂有屈子虽报国无门、英雄末路，但却“九死而犹未悔” 的天问般追询的上下求索，亦有千年太史公司马迁那铮铮铁骨、浩浩人格、高山仰止般的铁笔千秋。唐代韩愈被贬之后，依然有“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为国担当的豪迈气概。北宋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千古传诵。张载则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其学术宗旨。及至明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观点，以及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书立说都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于是才有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谭嗣同当是这漫漫长路中不可绕过的一人，“中国未曾有为变法而流血者，此乃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位血性的青年思想者的声音震动寰宇，也许可以说，有了激昂愤慨的《谭嗣同》，“黄天厚土”的雕塑展才有了高度、厚度和血脉喷张的浩然激情。
钱绍武先生的《曹雪芹》却是另外一种格调：苍茫、洗练、浑沌的“曹雪芹”，把惊天动地的悲壮转成了沧桑历尽的悲凉，有多少苍茫事，欲说还休，“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归真返璞而毕显“石头记”的本来底色。这不仅仅是曹雪芹一人的悲凉， 而是那个世纪末情调里“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普遍感伤。于是还是属“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为之风”的传统系列，因而被归之于“风”之展块，策展人的排列丝毫不乱。
张国军的《古风骑士》却受不了曹式的这种浑沌悲凉，他在“锦旗漫卷西风”般的猎猎风吹中冲杀激荡，给人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之感，而被策展人放在了“雅”之列。这是策展人对“雅”的创造性的新型理解吧：“利用新的造型语言和造型手段，来重新诠释传统文化，为传统艺术赋以新的灵魂和生命。”于是吴为山的《独立苍茫齐白石》以颀长瘦长直白却又深邃神秘的造型语言把具象一生的齐白石写意抽象出来；张松涛的《前辈》却袖珍地坐在角落里，沉思凝定却心潮起伏，在跌宕波澜的笔触肌理里浓缩了历史与人生的骇浪惊涛；范伟民的《易》则以典雅精致的彩色景泰兰为材质，塑造了曾是剔除色彩的“生生之为易” 的乾坤浩荡之气……然而在新的理解中，我依然能在“齐白石”和“前辈”这样的作品中品味出古老之“雅”的意味：“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毛诗序》），可谓传统新解中传统力量的根深叶大。 
如果说悲壮、悲悯、激情与力是黄天厚土的美学属性，那么“乐”同样也是黄天厚土的美学诉求。其实艺术历来如此，不在于表现什么，而在于怎么表现。于是在浅薄的福禄寿喜、欢天喜地、鸟语花香之类的作品外，也还有令人回味隽永的表现“乐”的好作品。垚乡的《正月里来是新春》所表现的乐之大气、醇厚和圆之美，展现了雕塑者纯正健康的中国美学风格以及纯熟、大手笔的雕塑技法，从而让人强烈感受到雕塑者的底气和不可遏制的后劲；袁源的《厚土酣情》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女雕塑家之手，虽然规模不大，却能小中见大。在错落有致的人物安排中，在神态各异的人物情态中，在旁若无人的陶陶然中，黄土深情象吹响的喇叭，象盛开的花朵，酣然沉醉；如果说袁源的《厚土酣情》还尚有一点精致的话，张琨的《关中风情》则是黄土地里真正的放歌， 老奶奶小孙子老公鸡使浓郁的关中风情以平常的样式豁然展现，而盲艺人拉二胡，壮汉吼秦腔却使关中风情以高亢的声响震耳震心，使岩石黄土，八百里秦川，热乡厚土如浪般扑面而来。在这种放歌中，马强的《白露》就显出了格外优美典雅的气质。是的，中国人在表现“乐”时，从来都是具有文野粗细之分的。无疑，《白露》取意于《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有位伊人，在水一方”的诗句，把等待恋人的喜悦用典雅诗意表现出来，把具象的意境用装饰化、抽象化的手法表征，雕塑家有一颗不俗的诗人之心。
有诗心的雕塑家不止一个。然而如何把诗心、诗语用雕塑语言表达出来，却是一个有些费劲的话题。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唐尧的《山居十题》。雕塑家用文字清晰表达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思辨优美之至。优美的诗语却没有相应的雕塑语言跟进，着实令人可惜。是技法能力与感觉能力的不同步？还是在“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诗面前，着于形迹的雕塑本身就略逊一筹？还是雕塑者在思辨中已契入了人的生存状态的哲学探求，也就无所谓语言能指的精致到位，而在所指意义层面，消弭了诗与雕塑的距离，同领于人“存在”之大厦？然而不管有多少疑问，毋庸质疑的是，这是一件真正具有现代气息而具流亡又栖居意义的作品，不容忽视。 
探寻人的生存状态的好作品还有李险峰的石头风景《行人》。这是一件当场被我忽视了的作品：我是在一圈看完之后被提示才再去寻访的，不禁令我哑然失笑：这么大作品我居然没看到！我没有注意到这块石头，只把它当成了柱子、墙而绕了过去。也许这正是雕塑家想揭示的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人象影子一样，来来去去，被别人自然地忽视，被既定的文化规定，浅浅地络形，象“无根”的漂流者一样悄悄静静地没有了声音而变成了历史的活化石——悚然若惊中，我特别想呐喊几声，人是在历史的流程中，我们是终将变成化石，但在生存的当下我们应该有声音，应该自我把握！《行人》成了现代生命的自况。
无论《山居十题》还是《行人》都被放在了“颂”之展块里。在策展人的新解中，“颂”已不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的古老之意（《毛诗序》），而是“展示当代本土雕塑的现状网络，反映当代雕塑家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的关照，对时代精神和时代生活的歌颂。”于是《山居十题》和《行人》们不仅仅只是歌颂的思路就给展览带来了特别的反向思考而表现出了些许的深刻和耐人咀嚼的回味。
也许只能如此了。
如果说我把这次展览的观感命名为“缺憾中的追求”，旨在表明展出作品和中国气派的最高美学要求尚有距离可言的话，那么我们的雕塑家就尚且走在半路而期望于未来，为此，我们将试目以待。 

《雕塑》2005年第5期